兔年快乐(装饰图符式兔表情系列)
兔年吉祥(伙伴型兔表情系列)
兔如其来(单个型兔表情系列)
爱之兔袭(单个型兔表情系列)
大展宏兔(单个型兔表情系列)
前兔无量(单个型兔表情系列)
近年来,“表情包”不仅是人们熟知并常用的词汇、用语,更是大众社交文化中交流情感情绪的一种必不可少、广受欢迎的视觉媒介,它借助移动信息交流工具,成为潮文化、新风俗的一种样态,甚至成为补充文字语言丰富性的一种更具情感表达的符号化传播手段,自然也成了艺术设计所关注的一个有趣的表达内容。尤其在年节之际,一些具有独特手法、情趣生动的“表情包”就成了情感交流中一个小小的兴奋点,成了社交工具中的收藏品。“表情包”也在其发展过程中,从单品形式发展为族群手法,从静态图形走向动态表达,从情绪表情深化为文化传播载体,呈现出丰富的视觉形式语言与文化现象。
癸卯新年将至,“兔隈明处弄精神”,温顺的兔、活泼的兔,代表着和善、机敏、文静、细腻、速度的兔,又一次走到文化前台,是生肖兔年“表情包”的不二主角。兔与人类相伴的历史非常悠长,兔作为文化符号的一个品类,距今已经不少于5300年了。同时,兔的形象也是民俗文化中传递美好寓意最为常见的吉祥动物,在民间艺术中题材中是非常活跃的造像角色,在织物、器物等的图案表现中,在面花、剪纸、雕刻等技艺主题里,呈现着丰富的纹样手法和装饰形态,与百姓美好生活的理想密不可分。兔作为十二生肖之一,还承担着天降祥瑞的圣洁象征、多子多福的兴旺寓意、健康长寿的生命期盼,自然也就成了艺术表现的喜见题材。
“喜兔”系列表情包以美好寓意为主要内容,也呈现针对生活现实的隐喻性表达,多借用成语谐音方式,为社交文化提供多元情绪的传递与抒发途径。“兔年快乐”“兔年吉祥”,通过简洁的图形组织构成欢乐的装饰图景,传递常说常新的形式寓意,在美好的新年气氛中,再添一份“喜庆”之意;“前兔无量”“兔飞猛进”,利用“谐音梗”抒发对于朋友们的美好祝愿,平添一份“喜乐”之情;“兔步青云”“大展宏兔”,同样借用谐音,是对交流对象的激励与期盼,表达一份“喜见”之心;“爱之兔袭”,表达日常情感交流的“喜爱”之态;而“羊没兔气”则是针对当前疫情困扰问题,抒发人们希望尽快走出阴霾的迫切愿望,表达获得“喜讯”之景;“兔如其来”“兔遭暴击”看似是宣泄负面情绪的表情,实则为一种心照不宣的生活幽默,传递“喜剧”之乐。这套作品,以三种方式表现,分别为单个型兔表情系列、伙伴型兔表情系列以及带有浓郁彩色的装饰图符式兔表情系列。其设计语言,分别取自中国民间剪纸的两种手法,一种是单色镂空形式,一种是彩色叠拼技艺,并采用静态与动态方式应用。
“喜兔”系列表情符号,从剪纸艺术中汲取表达方式,是对于新年气氛渲染的一种借力,是对于古老中国年节文化的美好祝福,更是希望通过这种在年节中贴于门窗迎福、祛邪符标的隐喻借用,期待在新的一年来临之际,我们能够早日走出疫情阴霾,焕发出“喜气”之表情,迎接美好新生活!
(作者:陈青,系上海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
表情包设计者:陈青、宋培铭、李明星(宋培铭系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博士生,李明星系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教师、讲师)
东西问丨霍巍: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中新社成都1月17日电 题: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专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岳依桐
中国西藏地区的文字出现于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建立以后,此前漫长的时段无文献可据。由于传统藏学研究主要依赖汉、藏文献和极少量的吐蕃金石、简牍材料,无法解决考古学上关于西藏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的关键性问题。经过数代中国考古工作者接力,这些问题实现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科学考古证据显示,西藏的文化和文明始终和中国内地紧密联系,为何其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日前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西方考古工作者在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有何建树与局限?中国对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最早可追溯至何时?
霍巍:西藏考古可以说是一门国际显学,在西藏和平解放前,以“藏学家”身份进入西藏进行“考古”“探险”活动,可以说是西方学者的“专利”。其中代表人物是意大利人朱塞佩·杜齐,他在西藏佛教艺术研究、西藏西部的部分遗址考察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但总体而言,科学性不强,比较零散、不成系统,且大部分工作以地面采集、寻访为主。
虽然西方学者曾一度开启西藏考古之门,但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西藏考古工作是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才真正兴起。以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在西藏昌都卡若发掘了新石器时代的卡若遗址为标志,西藏考古进入地下发掘阶段。
这个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遗址,第一次将西藏高原史前人类生存活动的科学证据揭露于世。原来早在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已有定居人群。他们用骨针缝纫衣物,会种植小米(粟),制作陶器,甚至还会用动物骨头、陶器残片和远方输入的海贝制作精致的装饰品。考古工作者在获取大量科学材料的同时,提出了卡若遗址的先民与中原文化、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的问题。
中新社记者:西藏考古的话语权,如何从西方学者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霍巍:在各民族考古工作者不断努力下,中国在西藏考古学上关于人类早期文明最主要的三大关键性问题,即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这些过去西方学者很少涉猎、且缺乏科学考古材料的领域不断取得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举例来说,早期人类是什么时候踏上青藏高原这个问题,西方学者几乎无解。近几年通过中国学者的努力,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讲,距今5万年前左右,人类已经定居在青藏高原,开始了他们的文明创造。在5000年前左右,已经有了像卡若遗址这样的新石器时代农业聚落,人们在这片土地学会种植小米,随后引进了青稞。
即使是进入有文献记载的西藏历史时期,考古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丰富着西藏历史。如我们在中尼边境吉隆发现的唐代官方使节王玄策所建《大唐天竺使出铭》石碑。这块石碑的发现是目前实证唐—吐蕃—天竺道路的唯一实物证据,比今天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要早出一百多年。
这项20世纪以来中印交通史、唐蕃交通史上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说明中国学者利用天时地利之便,在西藏考古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目前中国考古工作者提出的关于象雄考古、吐蕃考古、高原丝绸之路考古、西藏佛教石窟寺考古等前沿性的学术课题,已引起国际藏学界高度关注,其研究成果日益得到中外学术界的高度认同。
中新社记者:《大唐天竺使出铭》是否实证了传奇人物王玄策的存在?能否展开讲讲这一石碑的出土过程和意义?
霍巍:文献曾记载,在吐蕃时期,也就是公元7世纪左右,中印之间有一条重要的国际通道,唐代使节王玄策曾利用这条通道前往印度。王玄策第二次出使时,遇上天竺内乱。王玄策和他的副手在吐蕃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以及泥婆罗的帮助下,帮助天竺平定内乱,完成了这项出使工作。
虽然在不少海内外的民间故事中,王玄策常以“大唐第一猛人”的形象出现,但在《大唐天竺使出铭》发现前,学界对唐代中西交往史存在诸多疑惑,无论是王玄策,还是关涉出使路线的蕃尼古道,都对其存在与否有着极大质疑。中外考古工作者曾多次探寻这条古道的遗迹,如19世纪末法国学者烈维·格里逊为了寻找王玄策当年在印度耆崛山所建碑铭的遗迹,曾经亲临实地考察,但最后却不得不“顾此山草木蔓愆,攀登甚难,失望而返”。
1990年6月,我们在吉隆考古调查期间,在当地民众帮助下,寻访到了一块宽81.5厘米、残高53厘米,悬挂着哈达、涂满了酥油的碑刻。老乡长告诉我们,当地藏族民众对这块刻有汉字的“石头”十分崇敬,认为是可以保佑地方平安的“神灵”。
《大唐天竺使出铭》碑铭局部。受访者供图擦洗碑刻后,碑上的文字逐渐显现,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用篆字书写的额题“大唐天竺使出铭”。这方碑刻虽已残损,但还残留有阴刻楷书24行,从书法和格式上都具有唐代碑铭的特点。经考证,它记录了王玄策第三次出使,是目前西藏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唐代碑铭,也是唐—吐蕃—天竺道路的重要实证。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西藏文明的轨迹始终朝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了“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
霍巍:青藏高原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区,长期被认为是“人类生命禁区”。西藏考古的科学发现,用大量实物证据打破了这一神话,并提供了早期人类为什么能适应高原、在高寒缺氧的情况下生存发展的人类学依据。
此外,西藏考古还从文化特征上,向世界展示生活在高原上的人群,如何通过他们的艺术创造,在宗教、美术、哲学等方面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西藏文化符号。
金刚亥母。刘宝成 摄通过西藏考古还让我们看到,从史前时期到各个历史阶段,生活在这片高原的人们,他们总体的发展趋势是东向发展,和内地紧密联系在一起。
如早在5000年前,卡若遗址的先民就已经和黄河上游地区发生了很密切的联系;唐代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进藏,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宗教、文化、制度、典章、服饰和技术,促成吐蕃加速融入到以唐朝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圈;元朝西藏纳入到中央行政管辖,从此奠定了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从属关系,直到明清民国都未曾改变。
这些历史事实都足以证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我们问西藏文化的底色在哪里,西藏文化的底色是在东亚文化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家庭中的一员。(完)
受访者简介:
霍巍,现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院长、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等职,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考古学科召集人之一、国家社科基金评委、教育部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四川省史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等学术职务。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